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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動態 | 空間規劃(01.18-01.24)

來源:      2021/1/28 9:11:53      點擊:
一、魏東:推動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

確保生態文明建設目標基本實現,必須做好優化國土空間格局、形成綠色發展方式、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和促進生態環境治理現代化等重點工作。

“十四五”是開啟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是向“第二個一百年目標”進軍的起步階段,也是汙染防治攻堅戰取得階段性勝利、繼續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關鍵時期。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為未來五年的生態文明建設擘畫了新的藍圖,把“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作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之一,具體體現在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得到優化,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轉型成效顯著,能源資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汙染物排放總量持續減少,生態環境持續改善,生態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鄉人居環境明顯改善等方麵。

確保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目標基本實現,必須堅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以更強的定力、更足的動力進行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在堅持綠色發展理念、凝聚發展方向共識的基礎上,對“十四五”時期需安排的生態文明建設重大事項有清醒的認識,做好優化國土空間格局、形成綠色發展方式、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和促進生態環境治理現代化等重點工作。

一、堅持綠色發展理念,凝聚發展方向共識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作為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之一,提出“十四五”時期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目標為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強調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轉型取得顯著成效。這表明,進入新發展階段,在“十三五”時期取得成效的基礎上,深入踐行綠色發展理念,進一步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仍然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是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任務。

(一)深入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合力

在當前發展階段,我國還沒有完成工業化,汙染排放量與經濟發展之間尚未脫鉤,“十四五”時期統籌生態環境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壓力還很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態文明建設正處於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 已進入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攻堅期,也到了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窗口期。”在“十四五”時期, 隻有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堅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深入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保持戰略定力,把生態文明理念真正融入到各級領導和部門的決策中、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麵麵中,才能在全國形成生態文明建設和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合力。

(二)注重協調,統籌推進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

一是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要協調。特別是當前經濟發展受疫情常態化影響較大,又處在轉變經濟發展動能、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關鍵時期,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更要在思想觀念上認識到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辯證統一關係,把生態環境保護作為未來的新動能來看待,深入踐行“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促進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互相協調、互相促進。“十四五”時期的生態環境治理,關鍵是遵循生態環境保護客觀規律,掌握汙染物從產生、轉化到消亡的規律;核心是實現“一減一增”,即通過產業結構調整、節約使用資源和能源做好削減汙染排放的減法,通過生態環境保護和修複做好增加生態環境容量的加法。

二是城鄉之間要協調。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 全麵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當前,我國正在進入城鄉融合發展的加速期,2019 年我國人均GDP 達到70892 元、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0.60%。我國已經成為以城市人口為主的國家,城市居民對優質農產品、鄉村生態產品和文化產品的需求快速增長,城市對鄉村的帶動作用越來越強。同時,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實施會加快公共資源、治理資源向鄉村配置,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等重大行動的開展使鄉村生產生活條件加快改善,鄉村的生態價值、文化價值、多元經濟價值日益顯現。新時期促進城鄉融合發展,要傳承改革開放40 多年的成功經驗,要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為主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強化以城帶鄉,落實優先發展,推進城鄉聯動改革,擴大雙向開放,促進全麵融合。建議把生態環境保護作為基本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平衡化和普惠化,把環境監測和環境保護基礎設施進一步向農村延伸。

(三)著眼係統、著眼長遠、著眼根本,堅持源頭治理和係統治理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把“堅持係統觀念”作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之一。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係統工程,必須堅持係統思維和長期思維。從根本上講,環境汙染問題是經濟粗放發展、產業結構失衡的反映。“十四五”期間, 在治理目標上需要標本兼治,在方式方法上需要“中西醫結合”。如“散亂汙”問題,需要以西醫手段精準、果斷治理;而因布局性、結構性問題導致的環境汙染,則需要以中醫思維進行係統調理。所以,結構調整仍是“十四五”時期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舉措, 環境治理的重心也要進一步從末端汙染防治轉向前端結構源頭調整,更加突出綠色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深度融合,統籌做好汙染防治、生態保護和環境安全。

(四)倡導綠色消費理念, 推動形成人人參與生態文明建設新局麵

推動形成綠色生活方式,厲行勤儉節約,力戒奢侈消費, 需要在思想觀念上來一次破舊立新的變革。樹立新的價值觀、生活觀和消費觀,需要把綠色消費理念浸入到每個人的心裏,推動形成人人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局麵。

二、優化國土空間格局,提升生態係統質量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優化國土空間布局”“提升生態係統質量和穩定性”的重要部署,主要目的是立足資源稟賦謀劃新格局,規劃山清水秀的生態空間、集約高效的產業空間和生態宜居的城鎮、鄉村空間,優化空間格局,增強生態係統韌性。

(一)優化國土空間保護開發格局,解決布局性汙染問題

優化國土空間保護開發格局,首先要落實主體功能戰略,科學劃定“三區三線”,構建基於空間規劃體係的資源管控體係。根據不同區域資源環境承載能力、開發強度和發展潛力,確定城鎮空間、農業空間、生態空間三種類型的空間,分別對應劃定的城鎮開發邊界、永久基本農田保護紅線、生態保護紅線三條控製線。“三區三線”是自上而下剛性傳導、統一管控的核心政策工具,其劃定要服務於全域、全類型用途管控,管製的核心要由耕地資源單要素保護,向山、水、林、田、湖、草全要素保護轉變。其次,要強化生態環境空間管控體係,完善落實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和生態環境準入清單“三線一單”製度。“三線一單”是優化產業空間布局、進行汙染源頭防控,促進生態環境保護、資源節約高效利用和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的重要手段。

(二)係統保護和修複自然生態環境,擴大生態環境容量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要求,深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完善生態文明領域統籌協調機製,構建生態文明體係。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環境治理要堅持山水統籌、係統保護。2020 年6 月11 日,國家發改委、自然資源部聯合印發的《全國重要生態係統保護和修複重大工程總體規劃(2021-2035 年)》指出, 要通過大力實施重要生態係統保護和修複重大工程,全麵加強生態係統保護和修複工作,實現全國各類自然生態係統狀況的根本好轉。在自然生態環境保護和修複中,要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理念,運用係統思維,處理好保護與開發的關係,注重陸海統籌、城鄉融合。統籌推進重點生態區域的保護和修複, 繼續實施國土綠化行動,強化森林、濕地、海洋等生態資源保護。完善自然保護地體係,加強野生動植物資源保護,維護生物多樣性。通過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和修複,保障生態係統安全、恢複生態係統功能和景觀價值,擴大生態環境容量,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三)協同大保護,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

將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與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一體化等列為重大國家戰略意義深遠。從國家戰略高度促進其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對全國生態文明建設和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意義。“黃河寧,天下平。”促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 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 堅持山水林田湖草係統治理,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要高度重視解決突出重大問題,實施水源涵養提升、水土流失治理、黃河三角洲濕地生態係統修複等工程,推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修複。堅持以水定地、以水定產,倒逼產業結構調整,建設現代產業體係。推進黃河流域都市圈協同發展,強化西安、鄭州國家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發揮山東半島城市群龍頭作用,推動沿黃地區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實施黃河文化遺產係統保護工程,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黃河文化旅遊帶,開展黃河文化宣傳,大力弘揚黃河文化。

三、形成綠色發展方式,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了“能源資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汙染物排放總量持續減少”的目標任務。近年來,我國采取了一係列措施調整結構、轉型升級,進行“散亂汙”整治,在汙染排放減量方麵,好減的都已經減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可以說,當前減少汙染物排放已經進入攻堅期, 需要進一步集中力量攻堅,狠抓煤炭壓減、大力發展新能源,狠抓公路轉鐵路、公路轉水路運輸結構的轉變,狠抓落後產能的淘汰出局或轉型升級,推動形成綠色生產方式,進一步提升資源優化配置能力。

(一)持續推進“四減四增”,推動資源優化配置

持續推進“四減四增”,削減主要汙染物排放總量,形成節約資源的發展方式。近年來,我國堅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加強汙染源頭防治,推進實施“四減四增”三年行動方案(2018-2020 年),主要內容為:調整產業結構,減少過剩和落後產業,增加新的增長動能;調整能源結構,減少煤炭消費,增加清潔能源使用;調整運輸結構,減少公路運輸量,增加鐵路運輸量;調整農業投入結構,減少化肥農藥使用量,增加有機肥使用量。抓好“四個結構”產業結構、能源結構、運輸結構、農業投入結構的優化調整,就抓住了汙染治理和高質量發展的“牛鼻子”。在“十四五”期間,應著重建立“四減四增”長效推進機製,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等各種手段,確保“四個結構”持續優化,發展質量效益不斷提高,為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二)發展生態環保產業,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

過去,環境治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十四五”時期我們需要精準治汙,要依法依規有標準。這就需要依靠科技的力量,以治為主,大力發展環保產業。針對當前我國生態環保產業規模還較小,缺乏龍頭企業或平台帶動、難以形成集聚效應等問題,江蘇、遼寧、陝西等地成立了省級環保產業集團,承擔區域性的環境治理任務。環保產業集團作為重大環保項目的融資平台和技術平台,不僅在帶動環保製造業、環保服務業和資源綜合利用產業一體化發展、形成龍頭帶動的生態環保產業群方麵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還可以在承擔國家和區域性生態治理、農村生活汙水治理等重大項目建設,服務國家重大戰略方麵發揮重要作用。這種模式契合國內國際雙循環經濟背景,能夠推動生態環保產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三)發展循環經濟,加強園區建設和清潔生產

循環經濟是生態文明理念在宏觀經濟領域的落實。從中觀尺度上看,要大力發展生態工業園區,對工業園區進行係統優化, 使一家企業的副產品、生產廢物成為另一個企業的資源,實現資源循環利用。從微觀層麵來看,要大力推廣企業清潔生產,通過對生產線、生產工藝的創新實現生產效率的提高和汙染物的減排。由於前些年汙染末端治理的空間比較大,對企業來講,搞清潔生產往往投資較大、見效較慢,不如上套末端治理設備那樣可以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所以企業開展清潔生產的積極性不高。然而,通過近幾年的末端治理,汙染物排放濃度和排放量得到了大量削減,再進一步提高末端治理效率, 技術上難度比較大、成本會更高。“十四五”期間末端治理已不具經濟可行性,更加需要從源頭推進清潔生產,從工藝創新上進行源頭治理。

(四)加強環保科技研究, 為生產提供技術支撐

環保科技成果轉化率較低,已成為製約環保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有必要通過“有形的手”鼓勵和推動環境技術成果轉化,促進環保產業向高端發展。加強環保科技研究,人才是關鍵,環保企業需要充實科學技術和管理相結合的複合型人才。資金不足也是製約環境成果轉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必須形成多元化融資渠道,降低環境技術研發風險。同時,政府部門還應轉變職能,為科研機構、專家和企業搭建相關平台,建立引導、支持機製,提高環保科技轉化、推廣力度。在“十四五”期間,要建設一批國家生態環境保護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中心等科研平台,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係,提升生態環境治理科學化水平。

(五)節約適度、全民行動,形成綠色生活方式

提倡節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是建設生態文明的內在要求,也是社會價值觀的重大進步。這些年來,綠色生活理念逐漸深入人心,但是,還沒有完全變成每個人的自覺行動。特別是在涉及公共領域的事項上,公眾參與的積極性就沒那麽高。以垃圾分類為例,一些地方提倡推行了很多年但成效並不明顯, 有的地方堅持了一段時間就半途而廢了,但上海卻取得了明顯成效。上海的成功實踐主要在於係統設計,包括培育市民的公共意識與垃圾分類習慣,健全法律法規和工作機製,完善軟硬件配套設施等。推動形成綠色生活方式,是一項需要精心設計的係統工程,需要各方持續發力、久久為功。

四、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改善生態環境質量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要求持續改善環境質量,增強全社會生態環保意識,深入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繼續開展汙染防治行動,建立地上地下、陸海統籌的生態環境治理製度。

近些年來,我國汙染防治攻堅力度大、措施實,取得了明顯成效,生態環境質量持續好轉,美麗中國建設不斷邁出堅實步伐。同時,隨著生態環境治理的深入推進,我們遇到的難題與矛盾也不斷凸顯,治理難度不斷增加。在“十四五”時期,打好升級版的汙染防治攻堅戰,更要講究方式方法,突出精準治汙、科學治汙、依法治汙。

(一)精準治汙,抓住主要問題,實行重點突破

精準治汙,就是要抓住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主要問題,集中力量打陣地戰、殲滅戰,實行重點突破。精確識別汙染源、明確治理對象是誰,是精準治汙的前提。要通過數據分析和科技手段,找出影響重點流域區域、重點行業企業、重點時段環境質量的主因;要通過生態環境監測、汙染源普查、生態環保督察、群眾信訪等多種方式,精確定位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針對環境問題的不同特點、不同成因,對症下藥,靶向治療。同時,根據企業的治汙能力、環境管理水平以及守法情況,實行差別化管控。近年來,一些地方針對不同企業、流域、城市存在的環境問題,實行“一企一策”“一河一策”“一市一策”,製定個性化治理方案,明顯提升了治汙效果。

(二)科學治汙,遵循客觀規律,確保治汙效率

科學治汙,要遵循客觀規律,運用科學方法,發揮科技力量, 確保治汙效率。汙染治理是個係統的、長期的過程,不可能都立竿見影。我國各地自然資源稟賦有差異、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不同, 多領域、多類型、多層麵生態環境問題累積疊加,汙染治理工作艱巨而複雜,既要務求必勝,又不能期望畢其功於一役。要實事求是地設立治理目標、安排任務,科學合理地把握工作節奏、進度與力度。

前些年,在環境治理上,我們的工作策略往往是先急後緩, 在有限的資源、時間和投入情況下,優先治理和群眾關係最直接、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如霧霾、城市黑臭水體等。到“十四五”時期,應更加關注影響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慢性病”,借鑒中醫思維,找到問題的根本和源頭, 開出係統治理的“藥方”。

(三)依法治汙,樹立法治思維,堅持依法行政

依法治汙,就要樹立法治思維,堅持依法行政。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環保法律法規體係愈加完善,為推進汙染防治提供了法律保障,為行政履職提供了規矩準繩。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各級黨委政府要依法推進生態環境治理。對於破壞生態環境的違法行為,生態環境監管部門必須依法履職,嚴格執法監管,推動企業落實治汙主體責任,同時也要規範自由裁量權。

五、加強實踐創新,促進生態環境治理現代化

近年來,我國把生態環境治理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生態環境治理體係不斷完善,治理能力不斷提高。但也要看到,我國生態環境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方麵還存在與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不相適應的問題。推進生態環境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針對存在的問題,站在全局的高度,統籌兼顧、抓住重點、遠近結合、綜合施策。

(一)轉變生態治理方式, 提高生態治理科學性

轉變生態治理方式是推進生態環境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著力點。要製定實施基於環境質量改善目標的政策措施,統籌協調汙染治理、總量減排、環境風險防範和環境質量改善的關係,形成以環境質量改善倒逼總量減排、汙染治理,進而倒逼轉方式調結構的聯合驅動機製。不斷創新環境管理方式,從以約束為主轉變為約束與激勵並舉,更多地利用市場機製和手段來引導企業環境行為。推進多元共治,完善社會監督機製,強化環境信息公開,促進環保社會組織健康發展,構建全民參與的社會行動體係。加強高科技手段在環保領域的應用,提高環境管理的智能化、精細化水平。

(二)創新治理模式,促進市場化、社會化治理

“十四五”時期,環境治理要采取多手段、多方法的綜合治理模式,推動形成全社會共同推進、共同參與的良好格局。注重用社會化、市場化手段進行環境治理,創新環境汙染第三方治理、環保管家等環境治理模式,把水體、大氣、土壤、噪聲等綜合治理項目交由專業機構或公司來做,提升治理效能。推進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拓寬政府環境公共服務供給渠道,提高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帶動環保產業尤其是環境服務業發展壯大。積極推進建設項目環評驗收、環境質量監測、汙染源排汙監測、環境質量改善和管理技術、汙水和生活垃圾收集處理等領域的政府購買服務,探索環保服務業新的發展路徑,推動部分省份開展環保服務業試點,指導地方政府開放環保服務業發展。

(三)創新製度機製,探索建立差異化考核體係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圍繞生態文明建設作出一係列部署,《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和《生態文明體製改革總體方案》均要求建立能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係、考核辦法和獎懲機製,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係。過去幾年,我國三江源地區、福建省、浙江省均根據全國主體功能區定位, 在部分地區探索建立了區域差異化考核體係。“十四五”期間, 應逐步擴大試點範圍,進行製度創新和突破,對重要生態功能區開展差異化考核,加大生態補償和轉移支付力度,拓展高質量發展空間。


二、十四五期間,宅基地改革是鄉村振興最大紅利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提出,十四五期間,宅基地改革是農村最大增長點。要通過實施城鄉融合發展戰略實現鄉村振興,要進行農村土地製度改革。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十四五期間,宅基地改革是農村最大增長點

您認為“十四五”期間我國還有四大增長點有待激發。其中為何說農村土地製度改革是最大的結構性增長動能?

鄭新立:經過40多年的改革發展,中國經濟在不同時期解決了不同的結構問題。在目前中國經濟結構中,剩下最難啃的硬骨頭便是城鄉結構。

我國農村、農業發展滯後,基尼係數為0.47,主要體現在城鄉收入的差距上。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例為2.6:1。所以,十九大提出,我國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其中提及的“不平衡發展”,則主要體現在城鄉間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則主要體現在農村發展的不充分。

“十四五”期間,我們要通過實施城鄉融合發展戰略實現鄉村振興。目前農村人口還有5億多,如果他們的收入水平接近於城市人口生活水平,那麽我國消費市場規模會進一步擴大,因而形成“十四五”期間拉動經濟增長的最大功能。

通過城鄉融合發展戰略實現鄉村振興,我們主要做四件事。第一、農業現代化;第二、鄉村建設;第三、農民工市民化;第四、特色小鎮建設。啟動以上四項工作,將形成巨大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但前提是要進行農村土地製度改革。

農村最大的增長點是宅基地。目前城鄉建設用地共計22萬平方公裏,其中城市建成區麵積隻有5萬平方公裏,宅基地麵積達17萬平方公裏。同時,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人口減少了好幾億,宅基地不但沒有隨之減少,反而還增長了。目前農村人口所占的建設用地(即宅基地)是城市建設用地的三倍多,這造成了很大的土地資源浪費。

通過市場化改革,讓進城落戶的人有償退出宅基地,退出的宅基地由村集體統一利用,比如吸引社會資金進入,經營農家樂、農產品加工等,可盤活閑置用地。堅持“房住不炒”後,城市也有大量閑置資金找不到出路,如果流到農村去,也可盤活農村閑置的宅基地。這樣一來,中國經濟全盤皆活,因此農村土地製度改革是激活農村蜇伏發展潛能的關鍵。

搜狐財經:目前全國各地開展的宅基地的試點中,您認為哪地的試點經驗較好?

鄭新立: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國務院在全國14個縣啟動了宅基地製度改革試點,那麽取得了明顯的效益。人民日報前幾年刊登了一篇通訊,介紹了安徽金寨縣農村宅基地改革的經驗,標題是《“沉睡”的資源這樣被喚醒》。安徽金寨試點經驗是,農民退出宅基地後可獲得幾十萬元的補償,用於進城購房。

福建晉江市宅基地改革的試點情況更好。福建人將退出的宅基地作為資本,和城市、社會資本合資共同開發利用宅基地。晉江當地的民營經濟比較發達,宅基地退出後用以修建工廠、經營商店,農村就活了,農民很快也富起來了。人民日報對該試點也寫了一篇報道,題目就叫《“沉睡”的資本這樣被激活》。

全國總共2000多個縣,目前宅基地改革試點縣太少了。而且,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現在已經八年了,也不能老是試點下去。我覺得擴大宅基地試點範圍不存在什麽風險,應該盡快地進行推廣。宅基地試點推廣的目標,是建立起城鄉一體化的房地產市場。

國際上也有可供參考的案例。在製定“十一五”規劃時,我曾帶隊考察韓國的新農村建設,之後新農村建設就寫入了“十一五”規劃中。目前,韓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基本上已經消滅。韓國的政策正好和我國相反,鼓勵城市高收入群體到農村購買房產,因此提高了農村的房價。農民出售房子,可獲得更高的收入。最終,城鄉的差距得到縮小,逐漸消失。中國也要走條路。

我認為,14個宅基地試點縣的經驗已經總結出來了,應當盡快地在全國推廣。如此“十四五”時期的經濟增長動能就具備了,也可大幅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縮小城鄉差距,完成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

搜狐財經:您認為宅基地改革將在“十四五”期間得以迅速推進嗎?

鄭新立:這取決於政府的政策,取決於我們在改革上能否邁開步子。80年代初,土地聯產承包責任製也是少數地方先行,後來改革效果非常好,全麵改革才得以迅速鋪開。目前推廣宅基地製度改革,應當像當年家庭聯產承包製時一樣。

搜狐財經:宅基地改革有利於建成城鄉一體化的房地產市場,其是否有利於增加城市房源供給,降低城市房價?

鄭新立:你的理解是對的。2019年5月,中央發布了《關於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製機製和政策體係的意見》,提出了三個“允許入市”:第一,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第二,允許就地入市或異地調整入市;第三,允許村集體在農民自願前提下,依法把有償收回的閑置宅基地、廢棄的集體公益性建設用地轉變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

根據我的經驗,河南新鄉一縣的一畝宅基地,到地級市裏能賣到20萬,異地到省會城市能賣到30萬,要異地賣給浙江和江蘇,就能賣到80-100萬。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異地買賣的市場範圍越大,其價格就會愈發提高,農民通過轉讓農地指標就可獲得更高的收益。在我看來,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市場化是一個必然趨勢。

另外,2020年1月開始實施的新《土地法》又規定,隻要經過村民大會以70%以上的舉手表決同意,那麽村集體可自行決定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用途,其使用權屬於村民委員會自治的權利之一,上級政府不得幹預。

以上兩條規定已在政策上為農村宅基地改革掃清了障礙。關鍵是幹部要理解中央的這些部署,積極主動地進行改革,把農村蜇伏的潛力喚醒,這樣一來,鄉村振興才有希望。

搜狐財經:今年出台了房企融資的“三條紅線”,是為了城鄉一體化房地產市場的後續的建設做鋪墊嗎?

鄭新立:對房企融資進行限製,是為了城市房地產健康發展的需要。目前城鄉房地產市場是兩個市場,相互間是隔離的。按照改革的方向,建設城鄉一體化的房地產市場是難以回避的。

目前我國宅基地規模是17萬平方公裏,合計2.5億畝。按社科院研究所黨國英的研究結果,一畝地可蓋3棟連排別墅,一棟別墅住3人,一畝地可住9人。那麽,6000萬畝宅基地就能夠容納5.4億人居住。如果6000萬畝還不能滿足,2.5億畝宅基地減去6000萬畝還有1.9億畝,相當於農村宅基地還有1.9億畝的置換空間。將這1.9億畝宅基地拿出來,一方麵能滿足農村居民改善居住條件的需要,另一方麵還可以轉讓給城市,滿足作為城市新增建設用地的需要,那麽城市建設用地的價格馬上就降下來了。剩下還有一部分宅基地,可以用來增加耕地,至少增加幾千萬畝耕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全世界隻有中國采取城鄉房地產市場分離的政策。城鄉一體化的房地產市場是一個必然趨勢。